給佛祖打工:24小時值班,月薪1000多
二十多年來,村民唐平昌就睡在石窟里的一張簡易小床上。
與佛像終日待在一起,絕不是武俠劇里閉關修煉的神圣場景,它無聊、逼仄、孤寂,目之所至都是懸浮的灰塵。
守石窟的人,還尤其怕電閃雷鳴的天氣。倒不是憂心風雨侵擾他們單薄的床鋪,而是這種天氣容易引來盜賊。
如果沒有這些人,曝露在大自然中的石窟和佛像會怎樣?嚷著要去寺廟打工的年輕人那么多,但有人愿意用一輩子去守佛像嗎?
攝影師袁蓉蓀自2005年起發現,除了敦煌、龍門石窟這種知名景點之外,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石窟與其背后的人,正在漫長的歷史中“隱入塵煙”。
作者 | 花瓢白
題圖 | 袁蓉蓀
“石窟在我家廚房”
安岳的孔雀明王像,是在村民周世夏的廚房里被發現的。在漫長的歲月中,周世夏都在廚房“噗嗤噗嗤”地拉動木風箱,灶門口掛著老臘肉,整個空間的照明都來自灶臺的爐火,一尊高大的石雕孔雀在他身后若隱若現。
這個造像源自宋代,孔雀頂羽后翹仰頭,呈展翅欲飛狀,層層羽毛雕刻精美。
周家在“土改”的時候分到了這個孔雀廟,因此周世夏從2歲起就在孔雀明王洞的青磚灶臺邊長大。
周世夏的廚房背后就是孔雀明王像。(圖/袁蓉蓀)
“破四舊”的時候,有人打定主意要來炸掉它,浩浩蕩蕩地帶著土炸藥包上山來了。周世夏便央求他們:“我的家在這里,僅有這一點可憐東西,巖層炸下來我們一家人就完了?!?/p>
人們看到石像和房舍相連,確實難以動手,只好帶著炸藥包走了。周世夏趕緊搬來許多作柴火用的枯樹枝和玉米秸稈,把整個明王像遮蓋得嚴嚴實實。
孔雀明王像就這樣僥幸被保存了下來。周世夏義務守護了家中的文物幾十年,后來偶然得知每個月開始有300元的工資,但是被有關系的人冒領了,那位所謂的文物管理員并沒有來他家里看管,而是待在孔雀洞附近的房子里。
周世夏不服,幾經周折才讓省文物局出面解決了,當上了名副其實的文管員。后來為了讓文物告別煙熏火燎,周世夏一家搬到了離孔雀洞40多米遠的新磚瓦房,但他不放心,又在石像旁邊搭了一個塑料棚子床。文物局知道了,花1萬多元購置了一個“崗亭房”,才讓他免受風吹雨打。
“重見天日”的孔雀明王像。(圖/袁蓉蓀)
像這樣的故事,成都的攝影師袁蓉蓀聽過很多。從2005年開始,他走遍全國,拍了上千個地方的古代石窟,他發現,在敦煌、龍門或云岡石窟這種國際旅游景點之外,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石窟或佛像,正在漫長的歷史中“隱入塵煙”。
巴蜀石窟就是其中的一種。由于古道荒廢,許多石窟的藏身地至今不通路,只有蜿蜒的羊腸小道能通往。它們沒有金碧輝煌的寺院,沒有走馬觀花的游客和高舉的自拍桿,絕大部分都裸露在山崖峭壁之中,或者深藏在農家房屋里。
而那些守石窟的文物管理員,大多是當地村民。他們與佛像日夜待在一起,吃飯、睡覺、勞碌、衰老。離世后,親近的人會接上他們的“衣缽”,把石窟繼續守護下去。
他們是生活在大時代邊上的人,也可能是守護不知名石窟點的最后一代人,但他們的存在,甚至不會被人記住。
佛像哪里褪色了,或者哪里風化了,他們都一清二楚。(圖/袁蓉蓀)
中國人對佛像的感情很復雜。袁蓉蓀告訴記者,十多年前,重慶寶頂山上的游客每天都摩肩接踵,銀行的運鈔車需要在每天下午3—4點開到售票處,把一箱箱鈔票運走。
人們未必真的對石窟文化感興趣,但對登高參拜的活動總是趨之若鶩,因此很多著名的石窟點終日香火不斷。
對比之下,來往參拜巴蜀石窟的可能只有當地村民。盡管人跡罕至,但袁蓉蓀走訪發現,巴蜀各地鄉村就有500多名“村民文管員”。
在漫長的歲月里,守石窟的活兒都是零報酬的,但他們卻從未放棄看守,而且還常常通過父子相傳或兄弟相托。
大白鵝在唐代佛龕前下蛋。在漫長的時光里,村民一邊看守石窟,一邊生活。(圖/袁蓉蓀)
黃天健是另一位文管員,看守仁壽壇神巖石窟。袁蓉蓀在2010年遇到他時,他已經70歲了。黃天健原本是一名石匠,女兒和女婿都在外地打工,12歲的外孫女便成了留守兒童。外孫女很懂事,有時候發現外公去看石窟遲遲沒回家,便會帶著家里的小白狗尋來。
但當2018年袁蓉蓀再次前往拜訪時,卻發現文管員換成了黃天健的弟弟黃天明,然后才知道黃天健已經去世多年了。
原來,就在袁蓉蓀到訪的那一年,有一天黃天健在家里修房子,乖巧的外孫女放學回家幫他做家務,不小心碰到攪拌機裸露的電線,不幸身亡。黃天健悲痛欲絕,不久后就病倒了,第二年也離開了人世。
天意弄人。文物沒人守了,弟弟便和妻子一起接替了哥哥。當年哥哥家養的小白狗,他也接過去一并養著。
上圖是黃天健和外孫女,下圖是接替他的弟弟和弟媳。當年那只小白狗還陪伴著他們。(圖/袁蓉蓀)
守石窟的大多是老漢,只有阿吒山的女文管員果祥是比較特別的一位。因為喜歡寺院的梵音裊裊,她18歲就毅然削發出家,之后在2000年來到破敗不堪的阿吒寺當住持,晨鐘暮鼓,同時看護山上的文物。
阿吒寺是一個百度地圖都搜不到的千年古剎,從古道上山要走三個多小時,得先徒步越過深邃的溪谷,然后通過一條依山開鑿的不足一米寬的水堰。水堰就像一條纖細的“腰帶”纏繞在阿吒山山腰,可謂步步驚心,旁邊就是萬丈懸崖。
有一陣子,近80歲的母親不放心女兒,也來相伴過一段時光,后來因為年紀大了,難以適應山上的生活,不得不下山去。
果祥法師既是阿吒寺的住持,也是文物管理員。(圖/袁蓉蓀)
一位居士告訴記者,據寺院的石碑記載,唐朝時這里曾有上千名僧人,后來才逐漸沒落了。果祥來的時候,寺院連墻都沒有,只用紅布簡單圍著,院內有養羊的,還有種莊稼的。
果祥住下之后,才慢慢把房子修理好了,還籌錢修起了一條上山的土路,也在佛龕石上建起了遮風擋雨的彩鋼棚。
每天,果祥5點就起床誦經,把殿門漸次打開。山上沒有網絡,她們就一起燒柴做飯、掃地除草。“很多人是不敢住在大山里的。晚上很黑,很多動物在叫,怪嚇人的,但我覺得沒什么,越安靜的地方我反倒越喜歡?!本邮空f。
果祥基本上一天只吃一頓飯,吃的都是自己親手種的食物。她熱愛生活,每天會練毛筆字或做一些小手工,把一些廢棄的小盒子做成漂亮的花瓶。
她還養了兩條很有靈性的狗,眼神十分清澈。居士婆婆們每逢初一和十五上山參拜之后,狗狗都會把她們送到山腳下再返回,足足5公里的路程也從不迷路。
果祥法師帶著居士婆婆們給古佛燃竹敬香。(圖/袁蓉蓀)
這些文管員做的每一件事,平凡且無聲。地方志上不會記載他們的名字,他們也隨時可能會湮沒在歷史的長卷上,但如果沒有他們,中國的佛窟也許已經斷代,或者早就成為博物館射燈下冷冰冰的幸存造像。
盜匪猖獗
自從一些石窟被立為文物后,猖獗的盜賊就成了文管員最頭疼的事。
袁蓉蓀回憶,在2000年以前,很多盜賊把國寶賣給文物販子時可能也就賣幾十塊錢,但通過多次倒賣出國后,價格變得驚人。
“古代很少聽說佛像被盜,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有信仰,怕遭報應?!痹厣p說。如今在利益的誘惑下,形成了罪惡的產業鏈,許多盜賊鋌而走險,甚至會半夜把村民反鎖在家里,公然敲走佛像。
2013年,看燈山摩崖上的一處佛像頭被偷走了。村民痛惜,就請村里的石匠用紙板畫了個佛頭,掛在佛像空蕩蕩的脖子上。(圖/袁蓉蓀)
野外的石窟一旦被破壞就很難復原,被敲掉的部分會從破損口加劇風化,所以即便公安局破了案,也很難讓殘缺的佛像重新黏合,只能挪進博物館。
因此,很多石窟點都要求24小時不離人,文管員需要住在石窟附近,或者直接住在石窟里,耳朵隨時豎著。
唐平昌就在華嚴洞石窟里住了半輩子。自從當上文管員后,他在大般若洞的瓦房木樓上安了一張小床守夜,一守就是二十多年,每天陪伴他的只有昏暗的油燈和寂靜的古佛。
二十多年來,唐平昌都睡在華嚴洞旁的大般若洞石窟里。(圖/袁蓉蓀)
華嚴洞石窟造像的精美和完好程度均為國內罕見。(圖/袁蓉蓀)
他對華嚴洞有很深的感情,因為他就出生在洞窟旁邊的瓦房里。在童年時代,唐平昌三兄弟在高大的菩薩像邊捉迷藏,靈巧地在石像上翻來翻去。
當時的華嚴洞地處偏僻深山,又不通公路,但宋代的十八羅漢像頭部曾齊刷刷地一夜被盜割,因此唐平昌的床頭總是放著一把手電筒和一根扁擔,以防有不速之客。
宋代的十八羅漢像頭部曾一夜被盜割。(圖/袁蓉蓀)
文管員最怕的是下雨天。盜賊愛挑這種時候來,因為風雨聲可以掩蓋他們作案的動靜。偷得多了,盜賊相當“專業”,會給鐵錘和鑿子裹上膠皮,減少敲鑿的聲響。
袁蓉蓀也有過一次提心吊膽的經歷。2007年,他和一位女同伴前往安岳茗山寺看佛像,不知不覺天色已晚。文管員老曾勸他們在山上留宿,不要開車下山了,因為到處都是險路,周遭渺無人煙。
老曾的文管房立在半山腰,只有一張小床,為了把屋子騰給袁蓉蓀,老曾自己摸黑下山回家了,袁蓉蓀的同伴則到廟里和守廟婆婆擠一張床。
每天夜晚,老曾都要打著手電筒、帶著狼狗巡查造像。(圖/袁蓉蓀)
那天晚上,獨自留守的袁蓉蓀根本不敢睡,因為擔心下雨?;蛟S是墨菲定律作祟,后半夜的時候,雨突然越下越大,還開始電閃雷鳴。
袁蓉蓀一夜未合眼,幸好盜賊也沒來。次日,同伴說她也沒睡著,屋里有幾只老鼠到處竄,還爬上床了,把她嚇得不輕,但和她一起睡的守廟婆婆卻見怪不怪,酣然入夢。
如此艱苦的環境,文管員卻長期在此生活。他們看守文物的裝備也很簡陋,一旦遇上盜賊,扁擔都不一定管用,緊急起來就只能敲鑼打鼓,叫醒周邊的村民一起追趕。
后來,一些地方開始給文管員配備大狼狗。這些狼狗每個月有150—200元的“工資”,專門列入當地財政支出。這筆錢會直接給到文管員來負責狼狗的伙食,但往往是不夠的,為了讓狼狗保持體力和警覺,很多文管員會從牙縫里摳錢倒貼狗糧。
茗山寺的“狼狗文管員”。(圖/袁蓉蓀)
“草根神仙”
根據2020年國家文物局的專項調查,四川和重慶的石窟造像文物接近全國一半數量,星羅棋布,數不勝數。
源自古印度的石窟造像,為何在巴蜀特別多?袁蓉蓀提到,在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發生后,唐玄宗和唐僖宗進入蜀地避難,石窟的火種是隨著達官貴人、文人雅士和工匠藝人傳入的。
仁壽縣有一處殺人槽造像,村民在附近養了幾百只山羊。之所以叫殺人槽,是因為明末的農民軍領袖張獻忠曾率部駐扎,在這里殺人數千。(圖/袁蓉蓀)
但因為“蜀道難”,巴蜀很多石窟都深藏于山林田野之中,不為外人所知。
最初,巴蜀石窟就連史料都極少,袁蓉蓀只能沿著地圖上的古道與江河慢慢尋覓,因為早期的宗教大多沿著交通要道傳播,江河就相當于古代的“高速公路”。
而當袁蓉蓀驅車前往后,往往會發現車輛寸步難行,不是爛泥路就是羊腸小道,只能麻煩鄉親用老式摩托車把他載進大山里。
有些石窟被刻在懸崖邊上,只有一條小路能通往。(圖/袁蓉蓀)
在這件事上,袁蓉蓀有點像當代玄奘,為了拍攝山崖上的佛龕,爬上護欄懸空拍攝,身后就是萬丈深淵;有時候,他又執拗得像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里的唐志軍,單憑一個信仰,翻山越嶺去尋找一個不確定是否存在的東西。
有一次,為了尋訪龍鵠山石窟,袁蓉蓀徒手攀爬上一條坡度近70度的“掛壁天梯”。這條古道幾乎筆直地掛在光溜溜的巖壁上,早已荒廢,布滿青苔的濕滑階梯一眼看不見頭,身下就是幽深的谷底。
袁蓉蓀幾度心生悔意,但已經騎虎難下。當他終于到達石窟群時,全身都已濕透,汗水能擰出一小碗。
戰戰兢兢爬上護欄的袁蓉蓀,身后就是萬丈深淵。
大山里的村民大多保持著一種桃花源式的生活,糧食是自己栽種的,食用油是自己榨的,日用品只靠趕集,一些村民可能祖祖輩輩都沒走出過村莊。
因此,在這些遠離城市的地方,就連神仙都顯得很“草根”。比如在洪雅的茍王寨,不僅有雞神、羊神、牛王、馬王等畜禽之神,一些石龕里甚至還有泥水匠、殺豬匠、篾匠、瓦匠、鐵匠,凡人眾生與神仙菩薩一并供奉于崖壁上。
它們不像很多名揚海外的中原石窟,給人最直接的感受是“可遠觀不可褻玩”,氣勢恢宏、龐大壯觀,充滿皇家風范。
王俊珍婆婆和家人輪流看護文物四十多年。她的羊圈就在神仙佛像旁。(圖/袁蓉蓀)
而且,它們的供養人大多不是僧人和官吏,而是普通老百姓——“錢多開大窟,錢少鑿小龕”,生活拮據的普通人家開鑿的佛龕一般只有巴掌大小。
石窟里的“神仙”也從不高高在上。村民敬重它們,但也會在石窟里養蜜蜂,在洞門外種植柑橘和櫻桃樹,或者把石窟上方的大石包視作天然的曬場,很多村民跑來曬種子和豆子,讓原本暗沉沉的石窟變得生機勃勃。
村民文管員看守摩崖造像和曬花生兩不誤。(圖/袁蓉蓀)
這些文管員之所以能長年累月地守望佛窟,除了因為它們是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共同信仰,也因為佛像在無形中與村民形成了人神共生的關系。
在《巴蜀石窟:藏在鄉野的中華文明》一書中,袁蓉蓀就記錄了很多這樣的畫面:在碧綠的稻田深處,村民赤著腳、扛著鋤頭從佛龕前面匆匆走過,他們一邊看守佛像,一邊耕作,石窟四周有溜達的鴨子和散步的羊群……
無論酷暑寒冬,石像就這樣立在田間地頭,不言不語地注視著一代代的老百姓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唐代石窟群在沙溪村的稻田邊屹立千年。(圖/袁蓉蓀)
1000多塊的工資,上哪找接班人?
然而,隨著文物保護措施的升級,散落在山野中的“神仙”逐漸被圍墻和廟堂團團圍住。
野外的文化遺跡保護一直是世界性難題。在露天的環境中,石窟必然會遭受雨水侵蝕和自然風化,文管員再怎樣細心看護,都只能盡量延緩它的消亡。
維修中的宋代淶灘大佛。 (圖/袁蓉蓀)
而且,除了偷盜之外,野外的石窟一直遭受著很多“人為災難”。南充的太蓬山原本有石窟造像1600余尊,但幾乎全是殘缺的,很多佛像被敲掉了頭,整個崖壁上滿目瘡痍。
當地人告訴袁蓉蓀,在1967年一個炎熱的夏日,公社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響起,號召社員們上山“破四舊”,于是上百人用鐵錘叮叮咚咚敲了兩天兩夜,把山上的菩薩砸得支離破碎,有些甚至連根拔掉。
殘存身軀的紋飾可見造像曾經十分精美,只是很多都沒了頭。(圖/袁蓉蓀)
因此,高墻大院或許真的能保護它們。但許多鋼筋柵欄的造型簡陋,只是粗暴地把佛像“關在籠子里”,石窟從此便失去了從前身處大自然的靈動姿態。
唐宋造像被“關”在不銹鋼籠子里。(圖/袁蓉蓀)
被過度保護后,一些原生態的人文景觀也永久性地消失了。安岳臥佛院是巴蜀規模最大的唐代造像群之一,最出名的一尊巨佛就橫臥在一片懸巖之上,近代以來就坐落在雜草叢生的荒野中。
袁蓉蓀記得,他在2007年第一次探訪時交通很不方便,需要先到跑馬灘的渡口坐鐵皮機動船,馬達轟鳴地行舟1小時才能到達。
但當時的場景,讓他驚覺是世外桃源:在臥佛身下的空地上,鋪滿了金燦燦的稻谷,村民們正干得如火如荼,一邊在忙著收獲和曬谷,另一邊則忙著搖木風車,沉甸甸的稻谷嘩嘩地流滿籮筐,周邊黃澄澄的麥浪不時冒出揮鐮收割的村民……
2009年,收獲時節的安岳臥佛院。(圖/袁蓉蓀)
然而,隨著旅游開發的升級,臥佛院也開始大規模修建景觀,臥佛前建起了大廣場,稻田沒有了,四周砌起了圍墻,僅剩的農田蓄了水改成荷塘養魚池,村民大多也隨拆遷搬走了。
2021年,臥佛院的稻田沒有了,取而代之的是荷塘大廣場。(圖/袁蓉蓀)
袁蓉蓀覺得,在城市化的沖刷下,人神共生的景象終將會消逝?!扒也徽f這種在荒野中的石窟,鄉村本身就在走向空殼化,只剩下老弱。很多房屋都坍塌了,好一點的地方或許會被打造成‘古鎮’,然后賣全國統一的旅游產品?!?/p>
雖然一切看似在走向現代化,但這些偏僻的石窟點遠離城鎮,游客稀少,文管員基本都是靠村民代代相傳。一開始,他們沒有任何報酬,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陸續有微薄的工資,但現在一個月最高不過1000多塊錢。
若這一批文管員老去,石窟將會面臨無人接任的難題。村里的年輕人大量外流,城里人也不會愿意來到荒山野嶺。
常年的孤獨更是一個巨大的考驗,在無人造訪的時候,文管員只能獨守古佛,監控屏就是他們的“青燈”。
因此,文管員當中有很多是互相做伴的中老年夫妻。在安岳千佛寨里,代大爺夫婦在一個廢棄的洞窟里生活了整整13年,老兩口在十幾平方米的空間里見縫插針地堆滿了鍋碗瓢盆、油鹽醬醋等廚房用品,還有電風扇、電視機、視頻監控臺和一張簡易的小木床。
代大爺夫婦終年生活在不見陽光的洞窟里。(圖/袁蓉蓀)
盡管值守多年,但年逾七旬的代大爺還不能以自己的名字登記文管員——因為當地財政規定,超過70歲就不能受聘和領工資??墒?,文管員工資微薄,又要24小時擔責,年輕人都不愿意干,接班人上哪找呢?
縣政府只能決定,允許超過70歲的文管員以子女的名義登記,算是一個無奈之舉。
佛像千年如斯,而人如蜉蝣。在未來,這些散落的石窟點或會被改造得光鮮亮麗,或會成為新的博物館,但人間煙火氣可能就從此被隔絕了,村民文管員的故事也不會有多少人記得。
因為道路險阻,它們也大概率難以吸引年輕人,不會成為一個熙熙攘攘的打卡點。但袁蓉蓀的記錄或許會讓人記得,在“籠子”或高墻大院來臨之前,這些石窟和佛像就在稻田間和古道邊,目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帶著最原始的信仰來到面前,四周萬物競長,枯木又逢春。
村民在石窟前種了柑橘樹,雞鴨也在佛祖身邊隨意散步。(圖/袁蓉蓀)
校對:鄒蔚昀、賴曉妮,運營:鹿子芮,排版:鐘穎琳
圖片均出自光啟書局《巴蜀石窟:藏在鄉野的中華文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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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蓉蓀.《巴蜀石窟:藏在鄉野的中華文明》.光啟書局.2022